史賓塞專欄／經濟政策外部效應 要當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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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顧全球，政策、科技和延伸學習過程的結合之下，已突破國家間經濟互動的壁壘。任選一個指標，舉凡貿易相對於全球GDP、資本流動相對於全球資本存量，都在上升。但經濟政策是在國家層面上制定的，除了像貿易談判以及追查恐怖主義資金和洗錢等少數特別的例外，決策者是以有利本國經濟為出發點來設定目標。
而這些政策漸漸影響到其他經濟體和全球體系，就產生所謂的「政策外部性」，即出現決策者目標之外所延伸的後果。 這些外部效應在金融部門尤其明顯，導因於資本流動、資產價格、利率、可取得信用難易，以及匯率的變化動輒劇烈。這些變數對產出成長和就業都有很強的影響力。 經濟危機及其餘波是最好的例子。已開發國家的成長模式有其缺陷，授信和總內需均過於浮濫，導致動盪、危機和對實質經濟龐大的負面衝擊。新興經濟體也立刻受到了信用緊縮和出口劇降的影響，同樣遭殃。 已開發國家使用貨幣和財政政策工具以阻止惡性循環。這些政策也有外部效應，只是，至少短期而言，這藥方（扭曲資本市場）的害處一般看來比起疾病（已開發國家經濟崩潰）來的小。 這導致已開發國家延長提振原有的成長模式，這種模式多半不脫非傳統的貨幣政策，在美國訴諸多回合的量化寬鬆，無非是政府向自己借錢，形同一種價格控制。存戶被壓抑，以壓低債務人（包括政府）和商業融資的信用成本。 但效果不是太好，因為總內需相對於產能的不足，限制了投資。因此可以預料存戶這麼做：在新興經濟體尋求經風險調整更高的回報，這導致授信擴大並形成助漲匯率和資產價格的壓力。 這明顯的外部效應需要新興國家拿出應變之道：限制資本流入、累積外匯存底、緊縮信用，並抑制資產價格膨漲。新興市場決策者對已開發國家政策所致扭曲效應怨聲載道，卻大多被忽略了。 這一切自5月以來發生重大變化。聯準會 (Fed)開始暗示要縮減每月購買長期資產的規模。資產價格轉變，資本競相擺脫新興市場，導致信用條件趨緊，當地匯率也下跌。 新興經濟體擁有政策工具、資產負債表和專業實力，大致能應付裕如。此外，中國產值雖受已開發國家經濟表現的影響，但金融體系大致不被貨幣政策外部效應波及。中國的資本帳開放程度較低，外匯存底高達3.66兆美元，這意味著人民幣匯率足以掌控，加上儲蓄高於投資（經常帳順差雖降低但仍呈正值），因此中國並不依賴外國資本。 中國攸關新興市場的成長、相對也穩定，加上其他新興國家國內政策有所應變。靠早期預警的機制，或許可以建立一定程度的政策協調。如此可為有組織的反應提供充裕的時間。 國際貨幣基金（IMF）所賦予授權既被擴大，資產負債表規模也更大，若能提前預警，可扮演穩定國際資本流動的可靠角色，讓各國來得及在國內有秩序地因應。 現正處於一個學習過程，是要在政策協調不足情況下、管理日益增加的政策互賴。困難之處在於找出高收益/成本比的政策斷路器。時間和經驗應會有所助益。 （作者Michael Spence是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、Project Syndicate專欄作家／編譯劉忠勇）
【2013/10/23 經濟日報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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